“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王夫之

2017-1-1 09:21| 发布者: 太极禅云学院| 查看: 3197| 评论: 0

摘要: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王夫之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学问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他关心动荡的时局，张献忠请他，他佯病不去。明亡后，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 ...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王夫之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学问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他关心动荡的时局，张献忠请他，他佯病不去。明亡后，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始终未剃发，得以“完发以终”。

王夫之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他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和文学，晚年，他著述甚多。他曾在堂前书有铭句以表心迹：

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万物招苏天地曙，

要凭南岳一声雷”（《论六艺绝句》谭嗣同著）

谭认为他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当代学者章太炎也称道说：

“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船山遗书序》章太炎著）。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中的说法：

“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姜斋公行述》王敔著）

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多么艰苦。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在这个主旨下，他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把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这多少已经有了政体改制的想法。

王夫之的哲学论断富有批判精神，他别开生面地注释经学，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把以往的学术明确地划分为“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的对立阵营，自觉地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从王充到张载的唯气一元论。同时，大体把各种宗教神学和唯心唯识之说都归入“异端”阵营，主张对它们“伸斧钺于定论”，给以严厉批判。他说到：

“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 （《老子衍·序》王夫之著）

他用这种批判方法，对老庄哲学、佛教理论深入研讨，在批判中注意吸取其中合理内容，从而积累了大量先世的思想资料，创立了具有总结历史意义的博大哲学体系。

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气化论，强调“天地之化日新”的思想，把荣枯代谢、推移吐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诸阶段，前三者是生长过程，后二者是衰亡过程，而就在“衰减”、“散灭”过程中已经孕育“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旧事物的死亡准备了新事物诞生的条件，他说到：

“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

这种变化发展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他把人类的各种目标都视为浅薄，在“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中，人为地追求都将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保持生命状态的稳定，才是应追求的所在，这种“天地之化日新”的思想为改良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在张载“一物两体”学说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矛盾统一观，提出：

“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

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对于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但他更强调“由两而见一”，认为矛盾双方绝非截然分开，而是“反者由不反者存”。

按他的分析，“阴阳者，恒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矛盾双方互相逼迫、激烈搏斗的状态是“反常”的，而互相联合、贯通，保持同一性状态才是“正常”的，这是王夫之非常难得的认识。

在他看来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有时会发生突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化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中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而实现的，这给今后在中国土地上生长的“改良主义”，及“淡化”矛盾，淡化革命，尊重生命理论的产生打下了深刻基础。

王夫之的辩证发展观，尤其是他的矛盾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他说道:

“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老子衍》王夫之著）

这是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学说相对立的，强调和坚持了主动论观点。他提出：

“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老子衍》王夫之著）

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否定了周敦颐、朱熹所宣扬的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观点，指出：

“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 （《老子衍》王夫之著）

他还论述了动与静的关系，认为静止只是相对的，动与静是对立统一，动静互涵的。他说道：

“静以居动，则动者不离乎静，动以动其静，则静者亦动而灵。”（《正蒙注•大易篇》王夫之著）

又说：

“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合动，动不舍静。”（《思问录外篇》王夫之著）

所以，王夫之认为运动不外乎“动动”和“静动” 两种形态，静是“静动”而非“不动”。他明确指出：

“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也，一也。”（《正蒙注•太和篇》王夫之著）

由是王夫之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即：

“动静皆动。” （《正蒙注•太和篇》王夫之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夫之的有关论述及结论是中国古代动静观的最高理论思维成果

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属性，当然，他所主张的“动”是指事物内部的变化，绝非外部的骚动，内极动而外极静是也。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他针对王弼“静为躁君”、“静非对动”的动静观，明确肯定“静由动得”而“动静皆动”。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阳变阴合的运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动静两态：即动静不二。

这样，他不但否定了主静说，又批判了割裂动静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运动观，完成他的“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思想，并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互依互存联系，这样在对于动与静上只能是调和与修正，而不能绝对地费一而成二。

王夫之对于美学问题的论述，认为美的事物就存在于宇宙之间，这种美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他很强调亲身经历对于美的艺术创造的重要性，认为人所创造的艺术美，就是运动着的事物所产生的美经过审美主体的择取淘选的一种创造。因此，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要经过作者主观的艺术创造，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于创作他说道：

“（要）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卷二》王夫之著）

王夫之僻居荒野发愤著书，遗憾的是他的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他死后，由其子选刻的10余种著作，也流传甚少。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思想家寻求民族自救的思想武器，王夫之著作才被重视起来，得以汇编为《船山遗书》。

在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中，宇宙也是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着。他说：

“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思问录外篇》王夫之著）

在这里，王夫之修正了张载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说法，并且认为这种发展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

他说：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尚书引义•太甲》王夫之著）

这将是：

“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正蒙注•大易篇》王夫之著）

从而他得出“世益降，物益备”的变化日新的发展观；并且由此引申，如果不顺应这一发展规律，那必将是：

“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思问录外篇》王夫之著）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