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力征无巳时，卒乃由夏禹涂山之万国，变为周初孟津之八百诸侯，又变而为春秋初年之五十余国，又变而为战国时代之七雄，卒至于一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涉者，惟苗种诸族类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频繁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其内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变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

　　或问曰，此中世史之时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长乎？曰，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惟因此时代太长之故，令读者不便。故于其中复分为三小时代焉，俊本篇乃详析之，今不先及。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梁任公的分期，以种族的交涉与竞争为着眼点，也隐隐以封建、帝制及立宪三种政体作为三个时代的主要政治形态。本文将借梁氏的分期，稍作修正补直，以明中国史演变的几大关键。

　　第一期的起点，在考古学上，当是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事实上已不是由中原发源而逐渐辐射到四方的局面。虽然以今日所能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时间仍以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为较早。但是，东方渤海边，南方长江三角洲，西边关中以至陇右，长江中游三峡以下，以及北方的草原上，都各有源远流长的新石器文化，其个别文化的特征显而易见，并非由中原文化的余润波及。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由于长期的交流与接触，中国各地方性的新石器文化逐渐趋于一致。由其异处而言，各地的文化仍各有特色；由其同处而言，任何两个邻近文化之间的差异已难有界限。自东徂西，自北徂南，中国各地的文化差别，由此端到彼端，仍有极明显的差别，然而在任何一条横纵延线上，找不到明白可认的分界点。因此，二十多年前，中国考古学在未能确立各个地区文化的特点时，曾有龙山型文化的通称，以描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晚期面目。其实若以若干共同特征的出现而有龙山型文化的命名，则各地晚期的新石器文化的确具有可以称为原中国型的共同面貌了。

　　由新石器文化基础上涌现的殷商文明，无疑已是明白可稽的中国文化，其特点例如，食物为黍稷与粮米为主，衣有纺织品，住为夯土与木建构相结合的建筑，青铜器为由新石器时代烧窑技术发展而来的礼器传统，宗教是以巫为中心的天人相通，社群以亲属群为核心，并由此发展为祖灵的崇拜，文字是中国特有的文字系统，其来源可以上溯新石器时代的陶文符号。……凡此种种，都是后世中国文化特质的渊源。

　　不过，中国的文化之成为中国文化，当在中国地区的主要人口发展了成群的共同意识之后。殷商的国家仍视别的群体为外人，大邑商之外仍是种种的敌对团体，殷商的“帝”也未脱宗神与部落神的特征，只有殷人可以崇拜与祖灵相通的“帝”，也只有殷人会蒙受上帝的降福。殷商国家逐步扩大，自然也将殷商文化

　　圈相应地扩大，而包容了其邻近的文化群。殷代“新派”的祭祀，其对象不再局限于殷人的祖灵及原有的若干自然力。这一番扩大，毋宁是走向普世文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真正将宗教信仰推向普世化的工作，当在殷周交替之际完成。周人伐商成功，将“天”的威灵赋予了道德的裁判权，周人拥有天命，因为上天降监在各邦中选择了周人为中国的统治者。天命惟德是亲，是以天命靡常，甚至受天明命的周人，也必须时时警惕，不得失德，以致失去了天命。周人的天命论加上由外婚制建立的婚姻关系，周人可以包容与接纳所有的外族。周王众建亲戚，作为周人秩序的藩屏；这些封建网中的诸侯，也多与当地原居民发生婚姻关系，也一样包容与接纳各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在周人的诸侯圈中，文化的二重与多重性，不但容忍原有文化的存在，而且开启了文化融合的机缘。由此形成的华夏文明，继承了前世，也融铸各文化为一体，以天命为普世文化的基础，以周人的封建扩大亲属为普世的政治体制。

　　春秋战国之际，列国交争，普世的文化却未因交争而削弱。一方面，华夏文化圈不断向四周扩散，甚至将问周鼎轻重的荆楚也卷人了华夏文化圈。另一方面，各国政治体制一步一步摆脱亲属血缘的约束，走向以王权与官僚组织为基本形态的新国家，其普世性格也因此日益加强。孟子所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表现的意识是期待普世秩序的一元化。儒家的理念，由敬天法祖，而变为仁与孝，而发展为仪与礼，也一步一步将普世的天命推向普世的人文精神。

　　任公以秦统一天下，作为“中国之中国”的完成；其实，秦汉帝国四百年的融铸，才终于将“中国之中国”完成了最后的定型。中国是一个普世的秩序，由一个普世的文化笼罩；政权由天命获得合法性，也由天命约束而为规律。文官因察举而来自全国，经济由精耕农业及市场交易而纳人同一个全面的系统，儒家的人文精神辅以道家的自然，肯定了这个普世秩序的意义。于是“中国”不是一个主权的单位，而是普世文化的体现。

　　“亚洲之中国”，其初萌正在“中国之中国”已是完备的时期。匈奴与西域固然已使中国不能自外于东亚异质文化的交往与接触，但是这两个文化圈本身的威力不大，未足以歆动中国的普世文化，而且，至少在政治经济方面反而肯定了中国文化的自足性。中国普世文化的危机，不在萧墙之外，而在其体制之内。普世文化的文化传承者，原本是由古代出现分化的祝宗卜史，转化为战国时代的士，再转化为汉代的儒生，儒生是政权的官员或其候补人，也是正统理念的代言人。学术正统地位，便不免于学术的繁琐化及思想的教条化。学统与政统合一，造成道德与法统的观念，也导致文化传承者自居为“贵族”的统御地位。普世文化逐渐使普世政冶秩序（普世帝国）仰仗后者的政治权力，以维持其理念上的独尊与专断。这样的普世文化，当然失去了继长增高的生机与活力。反之，中围普世文化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共文化传承者（儒生）之中，原有以理性界定理想秩序的传统。于是，此辈遂因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或采取抗议的行动，或提出怀疑的洁难。这些反抗，在子之室，操子之戈，原有已经僵化的普世秩序，当然更显得无力延续了。

　　“亚洲之中国”的登场，须在东汉崩解之后。一方面，各种外族入侵，造成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颠覆了普世帝国的原有秩序；另一方面，佛教传人中国，更使中国原有的普世文化也面临严重挑战。经过南北朝的中古初期，普世帝国经过修正而重现为隋唐的秩序。充其实际，五胡人中华也多多少少均接受了中国普世帝国的理念，因此在隋唐的中古后期遂得第二个普世帝国。然而，自从三国以后，迄于明清，其实中国的普世帝国，未能再回到第一次帝国时代的单质性。三国南北朝及五代时，固然中国都有多个政治单位并峙，即使在号称大一统的隋唐两朝，中国天子也有天可汗的名号，而突厥回绝也力足以与中国抗衡。宋代则与辽、金、蒙古、西夏、大理同时各占有中国的一部分，也都拥有皇帝的名号。明代始终有蒙古及女真为对手，清代则以二元体制兼抚中原及蒙藏地区。而中国的外面，日本、朝鲜及中南半岛列国，虽在中国文化秩序的边缘，在政治上其实并不真正属于中国体系（其中，三韩首有不短的时期，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秩序的一部分，实质上则终究是独立的客体）。因此，任公认为中国实已是亚洲之中国，可谓言之成理。

　　文化方面，佛教与儒家理念由相激相荡而至融汇消化，表面上中国又回到中国之中国的一元，事实上则释老相合为一镢，儒家为另一镢，中国的文化理念遂长为二元的。至少伊斯兰教、尼斯特里派景教以至蒙藏的喇嘛教，也使中土儒家面对多种的挑战，只是这几家均未能如大乘佛教之分庭抗礼而已。任公所谓“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之语，也未必全然为真。

　　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承者，仍以儒生为主流，社会流动性较强，经济仍以精耕农业及市场网为其特色。于是，中国已是“亚洲之中国”，中国人自我投射的身份意识，却停滞在“中国之中国”的境界。自我认同的身份与实际扮演的角色，其实已经脱节。中国人的心态，与实际角色脱节一千多年而不自觉、不自知。这一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当归因于人文普世文化的涵盖太强，以至中国人不能发觉外来文化的挑战与冲突；也当归因于政治上普世帝国并无明确的主权观念，边界也极为模糊，九服的同心圆足以位置于任何政治单位。因此，“中国之中国”竟长期遮掩了“亚洲之中国”，中国政治体制内，遂有“朝贡”与“抚夷”的观念，以自欺自娱。如以埃里克森人格成长的阶段论考察，中国的华夏文化性格，因其涵盖性之广博，遂不能更进一步使中国人学习与亚洲同济平等相处之道。这一现象，就中国的未来言，是喜剧，抑或悲剧？颇难有一断言。

　　“世界之中国”的阶段，任公置之于乾隆末年，自然是以海通为断代的据点。实则这一时代的起点，也未始不可更往前推。以世界史的角度看，欧洲的大开拓，当由15世纪新航道的开辟为一纪元。在中国的明代，太平洋已是黄发儿行船走马的舞台。国际性的海盗活动，纵横三大洋，中国沿海的楼寇及此后欧人的分占南洋，都不过是这一长期活动的余绪。日本卷人这个旋涡，也当上溯到16世纪。利玛窦以下耶稣会教士，不但带来了天文历算，也带来了西方火器及西方科学。明代为此实际曾有过一次小型的科学革命；其余波所及，甚至可包括明末清初诸贤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黄梨洲与方密之均毋宁由此刺激而对于中国原有的普世秩序提出重大的修正，凡此诸贤的观念，也毋宁为19世纪知识分子的新思潮开一先河。

　　到了19世纪以后，中国原有普世文化的自我投射，终于显露其虚弱而不能适应的缺陷。中国若在“亚洲之中国”的阶段，即能发展与其他政治体系的平等共存的心态，也能发展对其他文化体系的尊重与认识，则中国在进人多国多文化的世界时，大致不必如此张皇失措，因为心理上一无准备而一败涂地。

　　中国失败之余，到抗战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才认真地体认到国家主权的意义，也才明白了列国相处之重要。

　　历史的悲喜剧总是弄人不尽。今天的中国人终于体会到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也体会到在人类缔造的文明中中国文化不过占了一席而已。可是，今天的世界却在急剧地缩小，人类各文明之间的交会，已势将汇合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今日世界事实上正在缔造一个“地球之地球”的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这是一个辩证式统一：中国过去在“中国之中国”阶段，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理念发展为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在下一阶段，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悲喜剧，将又可为今日世人历史发展之借鉴。任公结尾一语，“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实为智者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