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的点和线

　　其实，真正从人类古代的文明史看，河流有其作用，却未必是一句话就有结论的。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农业，并不真由河边开始，麦类为人培育的农作物，实际是在离河岸颇远的山坡上。埃及的尼罗河，诚有灌溉之利，使沿河一条泛滥地带，累积了一层肥沃的土壤，而在下游尼罗河人海的三角地带，沼泽遍布，却又不是良好的农业区。印度的恒河发展较晚，农业也是由山坡地逐步向印度五天竺发展，然后才向肥沃的恒河流域延伸。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在中国今日的领域上遍地开花。．至今已可大致确定的情形，在高原、湖泊、山地、河畔均有自成体系的新石器文化茁长，然后互相影响，经过交流与刺激，汇合成后世中国文明的远祖。中国文明的源头，其实不必是在任何大河。

　　大家误以为古代文明与大河有关系，一部分的原因是将农业发展与灌溉相联，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将国家的起源与大灌溉相联，前者之误，在于将各种生产方式排列为演化的程序。实则草原上的文明，并不依靠农业，一样也有不凡的成就。丛林中出现的人群，也一样可以发展相当高度的文明，而以畜牧—农业—采集的三结合，作为其生产的方式。

　　国家起源与灌溉的关系，由马克思发展其论，由魏特夫集其大成，以为农业依赖大规模的灌溉，而建设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则又促成了能够动员与管理大批劳动力的政治威权。这一说法，在考古学及史学上均站不住脚，中国历史上的大型水利建设，经常被这种水利国家论者取为佐证。然而中国古代的水利网，大率由地方性的政治威权建设，如西门豹、史起诸人，其时间远在有效率的国家威权出现之后。国家不是由建立水利而出现的。大禹治水传说，当然更是水利国家论者的佐证。然而如果大禹果有其人，治水果有其事，以当时（新石器时代）的条件而言，一个政权命令之所及，不过几个或几十个村落，一场洪水，也不过是地区的泛滥，谈不上建立王国的规模。中国的农业，灌溉以井及池塘为最普遍，这种小规模的水利体系，占了中国农业水利结构上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古代，以黍稷为主要农作物，稻米与麦类的重要性是后世才逐步发展的。黍稷为旱地作物，对于灌溉水利的依赖就更小了。

　　若将河流与水利问题放在一边，中国文明的特质中若由古代算起，当以筑城及筑道路最为大家所忽视。

　　筑城，渊源于中国人的筑土围。黄土平原上土质易于挖取，但在夯实之后，黄土的墙却又极为坚实，是以土围可以防水，也可以为自卫的工事，建筑不难，而为用则甚可观。是以李济之先生以为筑城是中国人最当行出色的技能。村寨有墙垣，河岸有堤防，以至一国的国都，必有城墙围绕，由内城而外郭，一圈一圈地围住，甚至整个国家可有长垣，而中国人的农业世界与北亚游牧人群之间，也有一条曲折绵延的万里长城，隔断了牧场与农地的中国。今日的大城市，城墙拆剩了城门，聊为纪念物。但是在广东、福建的土楼，仍是筑城心理的具体表现。几百口人，聚居不散，由高大的土墙围成保障，甚至政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人，却也进不了这一个大圆圈。

　　由城墙围绕的聚落是地面上的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则是道路。作为聚落之间的连系，道路将若干孤立的社区结合为一个整体。及至成为更大的政治单位—国家，道路依旧是主要的联系，将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整体。《诗经》的周道，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国语》中讨论一个封国的政治是否良好，君臣是否称职，也可由道路的维修情形加以判断。周代的道路，有行道树，有路标，有行人休息的亭，有夜间投宿的舍。修治道路桥梁，是国家重要的政务。在没有其他通讯设施的时代，驿亭与信使是唯一传信的工具。水运比陆运易行而载运量大，但是河流不是处处能通，也不是时时能通，中国无内海，遂必须发展庞大的道路体系，以凝聚如此庞大的国家。固然西谚有“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说法，地中海的航运，使罗马各地有风帆之利。一苇可航，四通八达，然而水运可以由一个港口转移到另一个港口，海面上没有永久的连线。与水运相比，陆上的道路体系则是一条一条长存的脉络，将各个部分更长久地结合为一体。也许罗马与汉代中国的不同，即在前者易合也易散，后者则结合难，而一旦有了具体而持久的联系脉络，这一整体也就不分散了。

　　中国的道路体系，其成长的过程是缓慢的。两点之间的连线逐渐延长，连接许多点而成为网状。由核心地区辐射，先成为线型，再成为树枝型，然后支线与支线之间，有了新的连线，终于演化为密布的网型。因此，中国的扩张，不是面的扩大，而是线的延长。一般人可能以为秦汉帝国的疆域已经远达南海，其实，秦汉时代，在南海政令所及，只是由两湖盆地向南延展的一条线，线的末梢是番禺。道路线的两侧，却还未整合为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扩张，随着道路的延伸而进展。以中原与西南的关系而言，第一阶段是由汉中一线连接关中与成都盆地，然后才逐渐发展为几条路线分别将巴与蜀连接于关陇及荆襄，诸葛亮南征，始于关西南夷的路线，发展为一路向今日的云南，一路向今日的贵州，成为由中原一益州干道的延长线。直到今天，西南的少数民族，仍分布于道路网之外。

　　线性的分布，即使已呈网状，线与线之间仍有空隙—我们可称之为隙地。隙地可能与道路网的主线接近，但因在网状之外，其接受道路网上文化与经济的浸润，可能逊于空间距离遥远却在网上结构上的另一地点。举实例言之，重庆与宜宾都在道路网的主要路线，两者间文化与经济的相关性，即超越重庆郊外数十里的小县份与重庆的关系。这一隙地的特点，可以解释中国人才与资源的分布，也可以解释中国地缘政治的特性。

　　道路的延伸与发展，在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上，也有所反映。汉代在边区的治理，不是郡县而是道，例如越隽道、青衣道。道正代表开拓的路线，然后始逐渐列为郡县。唐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道，例如剑南道、淮南道，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路（例如广南东路、荆湖北路）。这些地区，幅图相当于后世的行省，或行省中的一部分，但细审其疆域，大都是有一条大道贯穿，或有一个地方性的道路网集结其间，中国的分省制度在元明以后，方形成今天的界线，其分省的原则颇为依照贫区富区相参，使一个省区多少可以自给，而又将战略形胜分别划归不同的省区，使疆吏不能有专擅的力量。元明以后行省制度的改变，一方面因为帝制威权更盛，另一方面则也为了人口渐多、人烟渐密，内地开发已毕，路已成繁密的网络，不再可用线型的交通来规划了。

　　道字具有抽象的意义，其渊源当是与道路，是所经由、履行有关。于是治道、大道、小道、王道，以至至道，均由道路一义衍生而来。中国文化特重这一经由与履行的观念，其发展的经过，源远而流长，可能即因为中国文化处于大陆，陆上交通非经道路不可。中国的文化，与其说是由河流（尤其指黄河）衍生，竟不如说是道路的文化了。